甲骨文:指商周时期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用来记录占卜内容的文字,其中以商代最具代表性,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出土于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的甲骨片总数已达15万片左右,不相重复的汉字约有45OO字,已经具备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汉字“六书”构字规律。点画尖锐、直多曲少;字形以纵长取势,强调对称;章法横无列,纵有行,错落有致,整体看来古朴简捷、耸健峭拔。
《史晨碑》:碑文几及千字,笔意遒炼,古朴厚实,气象和穆。后人评曰:“书法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乙瑛碑》:碑文为秦牍式,气度高古典雅,字亦刚健有风韵,尽管过于工整和拘谨,但初学者由此入手,对于掌握隶书的用笔和结构更为方便,故人们普遍认为《乙瑛碑》是“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山东籍学者王懿荣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对甲骨文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
金文:青铜古称“金”,因而所谓的金文就是指青铜器上铭文。有铭物主要有两大类:食器和乐器,食器以鼎为大,乐器以钟为大,故又称“钟鼎文”。这种器物又称“彝器”,铭文凹下去的称“款”,凸出来的称“识”,故金文又称“彝器款识”。金文的应用场合、成字条件和甲骨文有很大的差异:金文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文字,而甲骨文是王室的日常应用文字;甲骨文主要是契刻的,而金文主要是浇铸的。与甲骨文相比,金文有自己的特点:字形更为简单、异体减少、文字较为一致;笔画较粗,不带棱角。
《群臣上醻刻石》:汉文帝时期作品,西汉最早石刻,篆书,但含有隶书意味,于圆劲中见奇放,有高古之气。
《鲁孝王五凤二年刻石》:汉宣帝时最著名刻石,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画无波磔,可能是镌刻时所造成,显得古朴灵动,后人评价多认为它“体兼篆隶”。
《熹平石经》: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东汉灵帝时立蔡邕、堂谿典等人书,立于太学门外,共46石,刊刻的主要目的是正订儒家经典《书》、《诗》、《仪礼》、《公羊传》、《论语》等。《熹平石经》的出现是汉代古今经学论争的结果,它使经学有了统一的定本,同时对隶书也起到了规范和示范作用,标志着隶书法度化的终结。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丞相李斯整理、国家统一使用的―种书体,它是我国文字史上第一种规范书体。
“三仓”:指李斯作的《仓颉篇》、赵高作的《爰历篇》和胡毋敬作的《博学篇》,都用小篆写成。
“李斯”:(?——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人,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位有名传世的书法家,秦始皇玉玺上面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就是由他所写。因为他提出统一文字并负责推广小篆的事务,故秦时重要小篆作品通常归于他的名下,小篆也被称作“斯篆”。
马王堆帛书:秦末汉初的墨书手迹,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解决了西汉有无隶书墨迹的争论,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手资料。用笔沉着遒健,给人含蓄圆厚之感,纵有行,横无列,自由活泼,独具特色,体现了文字隶变阶段的特征。
汉简:有居延汉简、汪陵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等,其中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享有很高的声誉。
《非草书》的意义:l。论述了书法艺术与经国治世、道德文章之间的地位关系,表现了一定的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功业、轻文艺的倾向;2.对书娄艺术的幸美创造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3。提供了有关汉末草书状况的一些材料。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以小篆为正字,为后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书法提供了较为翔实可靠的资料和工具。
《大盂鼎》:文字体势严谨,布局质朴平实,笔画时而有团开云 开云体育平台状的肥笔,整体端庄凝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毛公鼎》:铭文共497字,为西周青铜器铭文最长者。结体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为金文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代表。
书法:是通过汉字书写来表现意象情感的艺术,它不仅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抽象艺术,还是表现艺术。其载体为汉字;其表现内容是书写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其表现形式是书写。
2、隶书时代:两汉; (此阶段隶书成熟,章草得到应用,在后期又孕育出楷书、行书和今草)
《问神》:作者杨雄,提出“书,心画也”的观点,论述了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草书势》:东汉崔瑗作,是我国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指出草书的出现是由繁到简的社会需要的反映,描述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并对书法的审美功能和价值作出充分的肯定。
《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结字宽扁平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多用方笔,不失俊秀,与《张迁碑》相近。
《袁安碑》、《袁敞碑》:汉代小篆的代表作品,用笔浑厚、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婉转不同。
《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布局错落自然,是―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西狭颂》: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劾,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用笔浑厚、方圆兼备、端庄雄伟。碑本刻“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的先例。
《郙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刻,仇绋书,在陕西略阳县白崖,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多取横势,方折突出,古朴中含沉郁。康有为评之曰:“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
3、楷、行、今草的成长、成熟阶段及书法艺术基本规律的奠定阶段(汉末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
先秦:包括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阶段。(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
简帛书墨迹:包括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出土的木牍,天水放马滩、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南龙山里邪出土的秦简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等,向人们展示了秦古隶的起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隶变:简单的说,就是解散篆体、萌生隶草等今体文字。一般把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称作今体字,与古文字相区别。由于解散篆体后最先成为正体的是隶书,因而往往把这一时期的字体变更称作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从此,汉字由古文字阶段进入了今文字阶段。
史游:西汉元帝时人,任黄门令,擅章草,一般认为是章草的创始人。代表用为《急就章》。
张芝:字伯英,东汉草书家的代表,开创今草体势,有“草圣”之称。代表作:《冠军帖》、《秋凉平善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朗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隶,相传因见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而创造“飞白书”。代表作《熹平石经》。
蔡邕:第一位书法理论家,东汉人。代表作:《笔赋》、《笔论》、《篆势》、《九势》。
《笔论》:提出了“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的著名观点。
《非草书》:东汉赵壹作,是一部关于书法批评的著作,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否定草书,认为学书状况超过了学儒家常说;2、书法的好坏出于人的天性;3、学书无益于政教和社会进步。
小篆特点:字形更为简化,笔画等粗,转折处化方为圆,富有弹性,故又称“玉箸篆”;字称长方形,横画水平,竖画垂直,布白均匀工稳,左右对称,上紧下松,比例极为协调;横纵排布秩序井然,看似刻板,实则动中有静,生机盎然。
秦代刻石: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其中唯《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二石存世至今,前者残存一面,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者残存十字,在山东泰安岱庙。其余刻石只有摹本,其中《峄山刻石》内容以颂扬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为主,是秦代最主要的一块
汉字萌芽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后经历了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时,就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字符号系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了“结绳记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在语言产生之前,人们对一些事情的简单表述往往有多种不同的方法,结绳记事就是其中的一种。《易经》中有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说的“圣人”大概是指《说文解字》中提到的皇帝的史官仓颉,传说文字是由他创造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荀子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为稼者从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这说明造字与种应稼―样,绝不是一人的功绩。
《散氏盘》:线条浑厚苍茫,结体横不平,竖不直,左右相倚,上下相形,妙趣横生。
《石鼓文》: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畤原,刻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是我国自唐代以来发现的最早的刻石文字,被称为“石刻之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约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称为“石鼓”,文为四言诗,内容为歌颂秦国政事之明、争战之功、将士之猛、田园之美、游猎之盛等,故又称“猎碣”。其字犹存大篆特征,但笔画趋于均匀,体势趋于方整,已有小篆风度,是介于古文(远古文字)与秦篆之间的籀文体,体态浑穆,画如屈铁。
汉隶:即汉代隶书,一般字体扁平,波磔明显,是隶书的典范形态。隶书虽然产生于秦代,但其成熟及发展的高峰都是在汉代,而汉以后,又出现并广泛使用了新的文字形态—开云 开云体育平台—楷书,所以“汉隶”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统指有典型隶书特点的书法作品。
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内容为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形制特异,篆法也独具异彩。善于随形布字,省改字形,充分发挥篆书笔画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张迁碑》:亦称《张迁表颂》,碑额书体极富特色,12字分两行而无列,字体在篆隶之间,又能有意曲屈,似汉印之缪篆,布局紧密,大小错落,浑然一体,实为额中之妙品。碑文词旨淳古,多用方笔,字形方整又极富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
《衡方碑》: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立,朱登书,笔致浑穆古拙,结体方整严密,似开颜真卿正书之渐,现存山东泰安岱庙。
《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公元163年)刻,摩崖书,结字长短宽窄,大小参差,用笔多有篆意,简古严正,苍劲奇逸,气势开张。
《石门颂》:此摩崖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起笔逆锋,含蓄蕴藉;中间运行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
原为下棺椁所用,上有“穿”,后特指铭刻文字的竖石,其正面曰阳,背面曰“阴”,顶部称“碑额”,底座称“趺”,左右两面称“碑侧”。
《曹全碑》: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字迹清秀雅丽,笔画正行,以圆笔为主,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在汉隶中独树一帜。
《礼器碑》: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此碑字口完整,碑侧之字锋芒如新,飘逸多姿,纵横迭宕,为书家所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