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国际博物馆日”这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他的朋友、书法家王振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书法展，让大众现场见识到莫言的书法。同时，莫言还推出了自己的首部诗集、书法集《三歌行》，诗书齐舞，让人眼前一亮。

　　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后来的大量作品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再到诺奖后首部作品《晚熟的人》，提到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近几年，莫言放缓了创作节奏，投入更多时间进行诗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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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歌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是莫言在中华大地、异域山川的游历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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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歌行》收录《黄河游》《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三首长歌，诗书齐舞，文墨并举。《黄河游》是作者两游黄河有感，献给母亲河的长诗。诗歌从黄龙化河、大禹开龙门的上古神话写到如今海陆交通的蔚然大观，颂扬了黄河所蕴含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表达了世界大同的期盼。

　　《东瀛长歌行》开篇概述了四游东瀛的目的及所欣赏到的景色，并借此引发感慨，在长歌中串起了自己的创作脉络，展现了势如破竹的气势。

　　《鲸海红叶歌》是在创作《东瀛长歌行》后继续抒发感想，描写了临别时在十牛庵饯别的场景，仿佛浔阳江头的送别。而后又仿《长恨歌》的形式，由实写到虚，入水中见到海王以及青史留名的作家，醒来发现原是一场大梦。

　　《三歌行》装帧形式独具匠心，文字版采用传统锁线装，三本泼墨书法版采用手工经折装。因为作者、书者是莫言，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2019年，莫言与友人王振有机会一睹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真迹，感触颇多，并创作长歌。自此，莫言行走大江南北，怀抱壮志远游，遍访人文盛景，创作大量古体诗词与书法作品，打开与古代先贤对话的大门。

　　一次旅行，参观结束回到酒店，饭还没吃，莫言突然说“诗来了”，友人王振赶紧备好笔墨纸砚，莫言随手成文，一写两个小时，铺满整个房间。

　　如何能拥有如此丰沛的创作状态，在近日举行的《三歌行》新书论坛上，莫言表示：“俗言讲，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古典诗词讲韵律，韵律就是语言的节奏感，起伏节奏，抑扬顿挫，这就有音韵之美。在我们大半生当中读或者背了不少唐诗宋词，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对这种韵律天然的映射，或者内在的一种呼应。”

　　莫言回忆，自己的确有过两次“随时坐下来写诗”的经历：一次在东京塔，提笔一泻千里；一次在烤肉店，因为没有可供誊写的纸，而用防溅油的“纸兜兜”抄录脑中的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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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歌行》中收录的三首长诗的灵感都源自旅行，但后期都经过了漫长的思考与修改，如在山西壶口瀑布有感而发的《黄河游》，也是多年后才创作完成、致敬母亲河的长诗，谈人生、诉情怀，从借神话人物到谈及现实，看似写黄河，实则是借此论天地与沧海，莫言最后发出“两游黄河思绪万千不吐不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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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白话体记录长歌，铺展漫漫人生纪行。莫言有他的道理，他说，“这种歌行体就是用白话体写成的，包含大白话甚至俗语、谚语。像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当时的大白话，我们今天读起来之所以有一些障碍，是因为时代发展了，语言在变化。如果你还是顽强地非要使用古人词汇，写出来就不具备时代气息，跟当代生活完全脱节了。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体裁，用格律诗还是自由诗，第一要表现当下，第二要使用我们最擅长的、多数人一看就懂的词汇，这样尽管是旧的形式，词汇还是新的。”

　　莫言认为，不同于鲁迅那一代学贯中西的文人，当代人在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方面是相当欠缺的，不仅是没有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的人，即便是当下的大学生，如果学的不是古典文学专业，也有很多空白。

　　莫言说，他正在由家向传统文人转变。“我们只能通过勤奋学习来补上这一课。我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想在创作上有变化，有新的起色，转变也许是一条途径。”

　　莫言戏称学习格律的乐趣在于，能够从前人的作品里边挑出毛病。“比如说你喜欢顺口溜，但如果你写了七言八句、七言四句，人家就要按照七律和七绝的要求来衡量你。对我而言，写旧体诗词，实际上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在现实当中发挥你的才华。如果你积累的词汇足够多，在选择词语时，既能符合平仄，又能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又能够描述你要表现的事物。这就需要大量知识的积累、词汇的积累、语言运用技术上的积累。通过这样的学习，我确实感觉到仿佛是混沌当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回头再来读古人的诗词，眼光不一样，而且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读。”

　　在《三歌行》新书论坛上，当被问及书法和写诗的难易比较，莫言说：“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难，我可以一天写10首诗。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诗句可能我一辈子都写不出来。因为这样的佳句、这样的诗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很多人写了一辈子诗，比如乾隆皇帝，创作了四万多首诗，但没有一句留下来，他所有的诗在技术上都没有瑕疵，符合平仄格律对仗，但没有一句是创新的，全是陈词滥调。像陆游的诗，有的并不完全符合格律，崔颢《黄鹤楼》也不完全符合格律的基本要求，但大家都认为是好诗。所以要写出一首好诗来，有时候很难。同样，书法也是如此，立志写出一个书法作品来，反而是写不出来的。有时候别人让我题写书名，题写他的斋号，我认真地写，写了一张又一张，第二天早上一看，还是第一张写得最好，后边写的一个都看不上。”

　　在《三歌行》新书论坛上，莫言坦言，自己50岁才开始拿起笔来练书法，是“半路出家”，写了大半辈子钢笔字的经验和记忆已经难以去除，无非把钢笔字放大成了毛笔字而已。刚开始不能掌握毛笔的特性、纸张与墨的关系，克服了这个阶段就感觉得心应手。但是钢笔字的习气会影响写毛笔字的面貌，让他很受困扰。“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向古人学习，临帖的过程就是用别人的规范努力地校正自己的习气。这是临碑帖的重要意义。”莫言鼓励年轻人能够拿起毛笔写作，“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也是现代人理解古人的一个通道。”

　　莫言认为，除了向先贤致敬，也应当向民间学习，不仅指创作，诗人应当也实践这一理念。在“行走的书法”创作历程中，莫言与民间的情感联系也更加深刻，“这几年我们也看了很多民间的写作、书写，我们在县级博物馆里看到当地的一些名人，比如说历史上的教书先生、老秀才，甚至一些账房先生，这些人的书写也是非常有趣味和创造力的，有的也被后世专业书法家所借鉴，变成了很多草书的原型。我这两年每到一地，除了看大家的作品，也会深入到博物馆，观摩历史上的民间书写。甚至会特别关注道路两边的小店招牌。有的是当地的书法家写的，有的完全是小店主自己写的，丰富地体现了他们的个性。”

　　当有读者问他关于书法创作的目标和梦想，莫言回答说：“我现在已经没什么野心了，我是生怕别人把我的字当书法的。因为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台阶，我充其量是一个书法发烧友。这样我写得差一点，大家可以原谅。但是我目标定的很高，我定的目标是通过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来练字的。目标很高，但是给自己定位很低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