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莫言首部诗集、书法集《三歌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5月18日，《三歌行》新书论坛在上海龙美术馆举行，莫言、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艺术家王振与策展人谢晓冬，围绕“壮游与长歌”，深入探讨《三歌行》等作品的创作经历，以及诗书传统在今天的价值。文墨齐舞，诗书共辉，怀抱壮志而远游的莫言，借由古体诗词和书法作品，向大众展现出崭新而辽阔的创作气象。

　　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后来的大量作品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再到诺奖后首部作品《晚熟的人》，提到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辉煌的成就。然而近几年，莫言放缓了创作节奏，投入更多时间进行诗书创作，并展现出了澎湃的激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与一泻千里的文脉气势。

　　《三歌行》收录《黄河游》《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三首长歌，诗书齐舞，文墨并举。《黄河游》是作者两游黄河有感，献给母亲河的长诗。诗歌从黄龙化河、大禹开龙门的上古神话写到如今海陆交通的蔚然大观，颂扬了黄河所蕴含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表达了世界大同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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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瀛长歌行》开篇概述了四游东瀛的目的及所欣赏到的景色，并借此引发感慨，在长歌中串起了自己的创作脉络，展现了势如破竹的气势。

　　《鲸海红叶歌》是在创作《东瀛长歌行》后继续抒发感想，描写了临别时在十牛庵饯别的场景，仿佛浔阳江头的送别。而后又仿《长恨歌》的形式，由实写到虚，入水中见到海王以及青史留名的作家，醒来发现原是一场大梦。

　　《三歌行》是莫言在中华大地、异域山川的游历之歌，是岁月长河的生命之歌，也是民族气魄、大同胸襟的境界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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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莫言与艺术家王振赴日观赏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感触颇多，并创作长歌。自此，莫言行走大江南北，怀抱壮志远游，遍访人文盛景，创作大量古体诗词与书法作品，打开与古代先贤对话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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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伊始，王振总结了自己对莫言的三方面感受：其一是勤奋好学，用孔子的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即使已经年长、已功成名就，仍然在不停学习，《三歌行》古风长歌的写作就是近年来他孜孜不倦的结果；其二是英雄本色，勇于献身，甚至常说“要重新入伍当兵，到前线去”；其三是乐善好施。王振提到，莫言曾对他说，“如果慈善奖和文学奖只能选一个的话，我愿意选慈善奖。”

　　谢晓冬接着分享了《三歌行》有趣的创作故事。一次旅行，参观结束回到酒店，饭还没吃，莫言老师突然说“诗来了”，友人王振赶紧备好笔墨纸砚，莫言随手成文，一写两个小时，纸张铺满整个房间。身为现代作家，在创作古典诗词时如何能拥有如此丰沛的创作状态，莫言表示：“俗言讲，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古典诗词讲韵律，韵律就是语言的节奏感，起伏节奏，抑扬顿挫，这就有音韵之美。在我们大半生当中读或者背了不少唐诗宋词，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对这种韵律天然的映射，或者内在的一种呼应。”

　　莫言回忆，自己的确有过两次“随时坐下来写诗”的经历：一次在东京塔，提笔一泻千里；一次在烤肉店，因为没有可供誊写的纸，而用防溅油的“纸兜兜”抄录脑中的文思。才思泉涌、倚马可待其实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状态，即使是李白、杜甫滔滔不绝奔腾如大江大河的传世之作，也都要下了苦功夫才能写出来。

　　《三歌行》就是莫言的瞬时灵感与几年来习作训练融合的结晶。王振请莫言为“两块砖墨讯”写发刊词时，莫言本想写一篇散文词，但写起来不过瘾，遂改歌行体。当晚写完，他接连修改两天后定稿。开篇即“己亥四次下东瀛，观鹊台主伴我行”。当时莫言用一种小毛笔写在很窄的纸上，全稿有7、8米长。一年后莫言重新抄写在大幅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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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首长诗的灵感都源自旅行，但后期都经过了漫长的思考与修改，如在山西壶口瀑布有感而发的《黄河游》，也是多年后才创作完成、致敬母亲河的长诗，谈人生、诉情怀，从借神话人物到谈及现实，看似写黄河，实则是借此论天地与沧海，莫言更是在最后发出“两游黄河，思绪万千，不吐不快”的感慨。

　　用白话体记录长歌，铺展漫漫人生纪行，回访写作生涯，慨叹民族热血胸怀，莫言讲道：“这种歌行体就是用白话体写成的，包含大白话甚至俗语、谚语。像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当时的大白话，我们今天读起来之所以有一些障碍，是因为时代发展了，语言在变化。如果你还是顽强地非要使用古人词汇，写出来就不具备时代气息，跟当代生活完全脱节了。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体裁，用格律诗还是自由诗，第一要表现当下，第二要使用我们最擅长的、多数人一看就懂的词汇，这样尽管是旧的形式，词汇还是新的。”

　　谈及对莫言《三歌行》的阅读体验，陈思和老师不无感慨《三歌行》与莫言此前创作的巧妙勾连关系：“莫言的里有大量的诗的因素，尤其是民歌、民间文学、地方曲艺等丰厚的文化元素，在莫言的里都有非常好的呈现。比如《檀香行》中孙丙被绑上刑场，不断有人用“猫腔”唱词表达剧情内容。其实很多地方歌与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三歌行》中许多诗歌，也像唱词一样琅琅上口，自有一种表达力、画面感。《三歌行》只不过把埋在里的诗歌因素从故事情节里脱离出来，单独成为一部作品。”

　　陈思和看来，首先《三歌行》明显是一个长歌，一个长篇的七绝诗，配上一定的音乐节奏，具备可唱可吟的特点。其次，因为是长篇诗词，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内容，因为与游历有关，诗的内容跟着作者的行动一起发展。但又不是到黄河壶口、日本岚山等地单纯看看，而是借由游历的进程抒发感怀，甚至涵盖非常浪漫的梦境，尤其最后一篇《鲸海红叶歌》，大量的梦境营造出神游的状态。这与莫言上天入地无所不包万象的语态非常接近，因此读来非常亲切。再次，诗中虽然也埋下了很多古典文学的典故，但用法比较通俗，如“未能知生焉知死，不入苦海莫论诗。”这句话会让人联想到大量莫言的故事。这虽是一句诗，但里面包含了非常深刻、浓厚的创作基因，甚至有屈原《离骚》的影子。《三歌行》是非常耐读、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莫言分享说，自己前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硕士生聊天时提及，他正在由家向传统文人转变。他认为不同于鲁迅那一代学贯中西的文人，当代人在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方面是相当欠缺的，不仅是没有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的人，即便是当下的大学生，如果学的不是古典文学专业，也有很多空白。“我们只能通过勤奋学习来补上这一课。我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想在创作上有变化，有新的起色，转变也许是一条途径。”

　　莫言戏称学习格律的乐趣在于，能够从前人的作品里边挑出毛病。“比如说你喜欢顺口溜，但如果你写了七言八句、七言四句，人家就要按照七律和七绝的要求来衡量你。对我而言，写旧体诗词，实际上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在现实当中发挥你的才华。如果你积累的词汇足够多，在选择词语时，既能符合平仄，又能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又能够描述你要表现的事物。这就需要大量知识的积累、词汇的积累、语言运用技术上的积累。通过这样的学习，我确实感觉到仿佛是混沌当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回头再来读古人的诗词，眼光不一样，而且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读。”

　　当被问及近年来沉迷于古体诗词、书法创作对创作是否会有影响，陈思和回应说：“一个作家不论是写、写诗歌还是写戏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艺术家，本身具有完整的人格、充沛的个性。莫言当然是以为代表、为标志的，但是对莫言来说，比更大的是他的人格，是他内心的感情。包括他的字，你看莫言的字，你说他是篆体，不是篆体，但是有篆体的成分。我觉得非常像他的，像他的文风，也好，戏曲也好，都是莫言。”陈思和评价莫言的诗“气势磅礴、上天入地”，“这不是一般的创作，跟他长篇、中篇给我们带来一样的感受，不同的场景、结构，处理得非常复杂。”

　　当被问及书法和写诗的难易比较，莫言说：“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难，我可以一天写10首诗。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诗句可能我一辈子都写不出来。因为这样的佳句、这样的诗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很多人写了一辈子诗，比如乾隆皇帝，创作了四万多首诗，但没有一句留下来，他所有的诗在技术上都没有瑕疵，符合平仄格律对仗，但没有一句是创新的，全是陈词滥调。像陆游的诗，有的并不完全符合格律，崔颢《黄鹤楼》也不完全符合基本要求，但大家都认为是好诗。所以要写出一首好诗来，有时候很难。同样，书法也是如此，立志写出一个书法作品来，反而是写不出来的。有时候别人让我题写书名，题写他的斋号，我认真地写，写了一张又一张，第二天早上一看，还是第一张写得最好，后边写的一个都看不上。”莫言由此联想到郭沫若题写“岳阳楼”三个大字的趣事。在毛主席指示下，郭沫若先生顶着巨大压力，写了一张又一张，终于选出两张装在一个信封里面请主席判定。毛主席拿来看了看，觉得哪个都不好，却发现信封上的字迹不错。当郭沫若忘掉自己在为岳阳楼题字，反而发挥得最好。

　　谢晓冬认为，一个中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家，开始回归祖国的文化传统，古诗词、书法，甚至古典戏剧的创作，或许他的行为本身即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和示范意义，对中国当代作家是值得参考的。

　　对此陈思和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年轻人是动物，老人就变植物了，年轻人外面全世界跑，到了老了越来越像植物，不想挪。这可能跟人的本性有关，年纪轻的时候，生命力是开放的，希望吸收越来越多的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后，看多了，他回过头来会更深刻地体会自己站立的那片土地及其孕育的文化营养。这在莫言身上反映得特别明显，因为他的诗歌、他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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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认为从书法手稿到诗歌，《三歌行》的字和诗是浑然一体的艺术品，其艺术功底不比长篇差，生命的能量在里面是很重很重的。莫言的厚重感体现在他的文字，他的描写之中，的体量之丰富浩大，“我曾经把它比作拉伯雷《巨人传》的味道”。“而如今在他的文字、书法和诗歌里也呈现出了这样的力量。我看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式的，他其实早年写也是中国式的，不是现在才回归。综合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体的淋漓展示。”

　　谈到游历及书法创作需要良好的体力，莫言认为这得益于长期在农村的生活和部队的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具备的。“而且饭量比较大，能吃就能干，农村人讲，饭量比较大。你一顿饭如果只吃两粒米的话，怎么可能站着写一天字？”他非常认同沈鹏先生、欧阳中石老先生等书法家们站着写字的精神，“能站着就不要坐着，能坐下就不要躺下。一个人的写作，不管是写诗，写，写戏剧，写书法，最后都跟他这个生命个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生命体的艺术化的外在表现。至于是好是坏，另当别论，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肯定跟他全部的生命信息有关联。”

　　谈到书法，莫言分享说，他临摹过怀素、张旭的草书，去年还临摹了苏过《贻孙帖》。刚开始他的理解和个别朋友一样，认为只要写得快，写得乱七八糟就是狂草。“当然现在我也慢慢地明白了，狂草是有章可循的，狂草不是乱写，不是瞎写，完全是在保持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前提下的狂，你再怎么狂，基本的字形别人要认识。不然就成了鬼画符，成了一堆弹簧，一堆乱七八糟的符号。当然现在最前卫的艺术家，他们也认为线条本身就是美。我一幅书法作品让外国人看，他哪能认识？我们的楷书都不认识，草书怎么认识？但他也可以通过这种线条的交叉涌动、这种动态的感觉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但我还是认为，作为一个发誓要向中国传统学习的人，要写好狂草，还是要掌握方法。”

　　莫言坦言，临摹古人诗词，应该带着感情：“比如说抄写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旦对抄写的内容非常理解，而且带上情感，就会发挥出你书写的创造性来。否则临摹就会变成一种技术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原创诗词也一样，从草稿到定稿，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文本创作如果是带有情感的，并体现在书写过程当中，个性气质就会非常立体地呈现出来。

　　在王振看来，莫言真正到了创作的最佳境界，他没喝酒，也像喝了酒一样，不管是写诗、写词、写字。

　　王振分享道，莫言老师在掌握书法线条的基础上，要学习好多字体的写法。比方说同样一个字，一个“黄”字，“黄河”的“黄”，会分别用楷书、隶书、篆书写，并且“黄”字的草书写法，莫言老师也会查几个版本，像电脑一样记下来。同一个作品，他既会用黄庭坚的“黄”，也会用米芾的“黄”，或者王羲之的“黄”。所以作品看起来就丰富了，厚重、饱满，总写不完。

　　他更提到莫言提笔一泻千里的创作状态：“不像我们在抄写诗词时，抄写一个‘白日依山尽’，总共这么几个字。或者说写一首诗，好不容易凑出了一首诗，纸根本写不满。莫言老师的状态刚刚相反，他能够把这一张纸写得连落款、写自己名字的地方都没有了。莫言老师思如泉涌，永远写不完；再给他两张纸，也写不完。”

　　莫言则说：“其实我是‘半路出家’，50岁才开始拿起笔来练书法。写了大半辈子钢笔字的经验和记忆已经难以去除，无非把钢笔字放大成了毛笔字而已。刚开始不能掌握毛笔的特性、纸张与墨的关系，克服了这个阶段就感觉得心应手。但是钢笔字的习气会影响我写毛笔字的面貌，我很受困扰。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向古人学习，临帖的过程就是用别人的规范努力地校正自己的习气。这是临碑帖的重要意义。”他更鼓励年轻人能够拿起毛笔写作，“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重新按照旧有的诗词格律来填写诗词，是向先贤和传统致敬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人理解古人的一个通道。”

　　莫言认为，除了向先贤致敬，也应当向民间学习，不仅指创作，诗人应当也实践这一理念。在“行走的书法”创作历程中，莫言与民间的情感联系也更加深刻，“这几年我们也看了很多民间的写作、书写，我们在县级博物馆里看到当地的一些名人，比如说历史上的教书先生、老秀才，甚至一些账房先生，这些人的书写也是非常有趣味和创造力的，有的也被后世专业书法家所借鉴，变成了很多草书的原型。我这两年每到一地，除了看大家作品，也会深入到博物馆，观摩历史上的民间书写。甚至会特别关注道路两边的小店招牌。有的是当地的书法家写的，有的完全是小店主自己写的，丰富地体现了他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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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书法创作的目标和梦想，莫言回答说：“我现在已经没什么野心了，我是生怕别人把我的字当书法的。因为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台阶，我充其量是一个书法发烧友。这样我写得差一点，大家可以原谅。但是我目标定得很高，我定的目标是通过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来练字的。目标很高，但是给自己定位很低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