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云体育 开云平台开云体育 开云平台开云体育 开云平台社会上层人士喜欢看书画展，而作为普通的工薪层，哪怕是社会最底层人士，但凡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至少也听说过王羲之、齐白石、徐悲鸿。

　　偶尔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新闻，诸如某画家的的作品拍卖到多少钱之类。但其具体价值，也是从众者多，有鉴别能力的人少。

　　对于没有接受过书画专业系统培训的人来说，其对书画的了解一般是限于某些单一的渠道，比如说小学语文课本里学习了《徐悲鸿的故事》，就会想当然地认可他；看到媒体频繁发布某位画家的新闻，也会觉得这个人水平很高。

　　其实，书法绘画不但有着丰富的类别、风格，而且从一个书画家的创作动机、成名路径及其背后的传播学逻辑，也可将画家分为几大类。

　　笔者浅谈当今书画领域的类别，希望厘清不同类别各自追求的方向，愿与大家商榷。

　　中国古代生产力落后，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时期，普通民众都要为了温饱而辛勤劳作，其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入学读书，读书历来是少数人的专利。这样的筛选机制，决定了中国古代名家均出生于富贵人家。

　　在遗存下来的作品中，艺术含量也不尽相同，例如工笔画、馆阁体写成的毛笔字，都是严格按照既定法度对景物进行描摹、书写。在某些时候，统治阶层的喜好也会影响书画艺术流派的发展和艺术追求的方向。在漫长的岁月中，书画作品和书画名家也在经历大浪淘沙的过程，徒有虚名的人最终会陆续被淘汰掉，而存留下来的，除了在艺术方面有独到之处，还产生了一定的文化、考古价值，因为年代久远，遗存就显得特别珍贵。例如，秦汉时期的一片瓦当也会被陈列于博物馆，但并非因为艺术，多半是因为历史人文价值。

　　到了近现代，书画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其一是西方文化的融入，特别是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传统书画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二是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在书画领域开始有草根出身人物成长为一代名家；其三是因为未经时间的考验，声名显赫的书画作品有了良莠不齐的状况。

　　在当代中国，政治挂帅的大背景下，创作题材受到严重限制。最近几十年，虽然物质财富的发展，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书画，使中国书画呈现出既热闹非凡，又显得异常浮躁的尴尬局面，能传世的经典之作越来越少。

　　因为有了政治、商业、媒体等因素，书画作品的舆论导向往往逃不开功利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当代书画领域远不及古代那样纯粹。带有功利目的的作品，如文革宣传画、资本包装出来的作品，其成名的内在动因本来就不是艺术，在艺术造诣、技术手法上均没有独到之处，最终也必将被淘汰出去。如果硬要讲其价值，那就只能剩下些许历史人文价值了。

　　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作品进行洗牌的当下，评判书画作品的艺术水平，需要回归作品本身。透过行政力量、时代因素、资本因素、名人效应等相互角力的背后因素，以及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从传播的角度及艺术鉴赏的核心要素入手，大体可将知名度较高的书画作品及书画家做一个整体的分类。

　　近现代以来，书法领域碑学的兴起，绘画领域中西方绘画技法的交融，带来一次巨大的文化变革。一大批书法、绘画大师登上艺术舞台，纯粹以艺术立足或作为终极追求的书画名家有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林散之、李叔同等，此外，民国时期的于佑任、康有为、蔡元培等人在书法领域也都称得上一代名家。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绘画的至高境界不是像不像，否则最相机诞生后就不存在绘画了；书法的至高境界不是漂亮不漂亮，否则馆阁体就成了最优秀的书法。

　　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不同于西方的素描和油画，中国的书画是同源的，惟有深厚的人文积淀，才能在书画作品中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回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惟有懂得用笔和用墨，才能充分施展“五笔七墨”等丰富多变的绘画技法，以及“藏头护尾”的魏晋笔法。当然，从一幅书画作品里，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用笔用墨技法与功底，所以对这类书画作品的判定，是基于作品本身，如果作品不符合这一标准，但还是深受追捧，也自然是有其原因在，我们下文将做出具体的分析。

　　吴昌硕：吴昌硕精于篆刻，并把这种技法应用于书法，使书法产生一种金石味，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在绘画方面，他在4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画，师法徐渭、八大、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将篆、隶、狂草笔意融入画作，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气势雄强，布局新颖，堪称一代大师。

　　李叔同：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出家后更是律宗一代高僧。深厚的文化修养，精湛的金石学基础，为李叔同的书法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富有乐感，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书艺之中，堪称书法中的逸品。

　　黄宾虹：黄宾虹自幼恪守“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至于为画匠也”的技法，这一观念使其绘画作品从一开始就走对了以书法技法来做画的路子。他用笔讲究碑刻金石之气，用墨则更是集中国传统用墨技法之大成，汇总出“五笔七墨”，并独创了“宿墨”，对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的传承发与展，居功厥伟。在他的画作里，虚与实、浓与淡、干与湿等对偶范畴俯拾皆是，不但蕴藏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且更是开创了“黑亮”的积墨法，通过层层点染，形成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黄宾虹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并未受重视，只在最近几年，才逐步成为收藏圈关注的焦点。

　　齐白石：齐白石是草根出身，没有足够的文化积淀，其早期的工作是在木头上雕刻花纹。这段工作经历练就了他异常老辣的用笔技法，对他后来的绘画艺术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齐白石的画作以市井题材为主，虽有艳俗之嫌，但其用笔用墨功力深厚，画出来的线条富于变化，有一种刻镂般的金石味。后来受徐悲鸿之邀前往中央美院任教，也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齐白石的名声日隆，成为一代大师。抛开其他因素，只看他的用笔与用墨，齐白石的画家，可位居纯艺术类画作之列。

　　林风眠：林风眠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他在西洋油画和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方面做出大胆尝试，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艺术效果。他不再追求像或是不像，而是采用了抽象主义的画法，使人物、风景的外形与轮廓都发生了扭曲，但是这种扭曲又符合人的审美标准，反倒使作品多了一种抽象的美感。将西方色彩和中方线条全美融合的人很少，林风眠成功地做到了。建国以后，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思想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崇，林风眠及其艺术思想被边缘化，

　　林散之：林散之师从黄宾虹。黄宾虹引导林散之直入原初书法文本，传授用笔用墨之法，最终将其培养为中国草书大家。因为原初文本往往被遮蔽在权威化的界定中。在黄宾虹的引导下，林散之以数十年寒灯苦学，积淀了深厚的学识与艺术涵养，培养了极深的书法功底。林散之成名很晚，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也正因为其书法作品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意韵，蕴涵着其人之真、诗之韵、画之意，也使其赢得了“当代草圣”的美誉。

　　总结以上六位书画大家的艺术成就，不难看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讲究的是“书画同源”，这六位大家，首先均是用笔用墨的高手，其中最典型的是黄宾虹，除了书画艺术本身，他还在书画理论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完善了中国传统书画技法的理论体系，丰富了笔墨技法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深厚的文化修为，可以帮助书画家进一步提升艺术境界，这六位大家，除齐白石外，均是才华横溢的通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对自然山水的领悟，赋予书画以丰富的内涵。齐白石没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凭借笔法和用墨取胜，也称得上是一代大家。但是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创作的书画以市井题材为主，黄宾虹则以大幅山水画为主，前者构图简单后者立意深远，前者技法偏少，后者可在一幅图中体现“五笔七墨”，不但画面繁复，而且所使用的技法也非常丰富，特别是“层层积染”的画法，形成了厚重的质感。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层对文化领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国人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时至近现代，官方钦定的书画，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比如，受到蒋介石的推崇，张大千声名鹊起，和齐白石并称“南张北齐”，但是其艺术造诣远不及后者。张大千在临摹古画方面颇有成就，但其画作徒有外形，无笔无墨，晚年的张大千试图寻求突破，于是引入了西洋油画的技法，但还是艳丽有余，内涵不足。

　　再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出任中央美院的院长，一举成为知名度最高的画家之一。但是从艺术含量上来说，徐悲鸿的水平非常有限。

　　艺术服务于政治，因此政治环境也就决定了艺术生态。蒋介石把张大千竖为典型，就是希望争取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使其为政权服务。1942年5月我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制定了文艺方针，在解放区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政治。

　　而在抗战期间，揭露日寇罪行的政治宣传画有着巨大的需求。徐悲鸿的成名作《愚公移山图》、《奔马图》等作品，都有着鲜明的政治寓意。但是其艺术价值却非常有限。吴冠中曾批评徐悲鸿“美盲”，虽然没有指出徐悲鸿关键问题之所在，但是“美盲”的评价却是中肯的。

　　政治讲的是秩序，而艺术讲的是自由；政治讲的是领导权威，而艺术则需要天马行空的氛围。所以政治和艺术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凡是极权、高压政策环境下，文艺普遍比较萧条。比如说“”期间，就没有杰出的文艺作品面世。那时的绘画崇尚红色，于是许多作品都加入了大量红色元素，如《万里江山一片红》等。这类作品的流行，也在表明，文艺事业的发展往往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政治宣传和艺术本来就不是一个目标，奔着政治宣传目的创作的书画，最大的属性在于：最广的传播范围，最直观的感官刺激，最直白的感情流露。这就好比，网络歌曲可能一夜爆红，传唱于大街小巷，贝多芬的世界名曲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定前者艺术价值高于后者。

　　再比如，郭沫若曾给范曾的《文姬归汉》题了一首诗。虽然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事情远非“提携后辈”那么简单。当时郭沫若刚创作了剧本《蔡文姬》，在文化革命的大背景下，主管文化事业的郭沫若急需绘画方面的支持，所以才欣然命笔，题写了这首诗。

　　在书法领域，二十世纪国共两高层均有大批毛笔字丰存世，但是无论是蒋介石的楷书，还是的草书，都只是徒有外形，缺少笔墨。这些作品因书写者的名气而走红，并不代表线官场书画

　　新中国成立后，依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文化战线的协会，如作协、书协、画协等。

　　这些机构虽然是民间艺术团体，但是其运行规则和官场类同，书协和美协官员均有着一定的行政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虽然当前的政治氛围已经比较宽松，但是这个群体的创作，也是以服务政治为主。

　　书画水平本身并没有一套客观的评判标准，而且书协、美协官员的任命也并不取决于作品的水平，因为这些官员除了创作之外，还承担着管理职责。他们掌握着中国书画像领域的话语权，包括书画作品领域的内部研讨、级别评定、对外交流等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书协和美协就有了官场化的倾向。虽然提到某个级别的书协主席或美协主席，很多人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认为此人书画水平不低，但是这种观念是把行政级别等同于艺术水准，是一个极大的谬误。这一类书画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些国家级的书协主席，在社会上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书画是一个庞大的艺术体系，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所以总会有人标新立异，创作出个性化十足的作品来，但是能成为经典的非常少。

　　官场文化导致人们无法客观评定书协、美协官员的真实水平。在真正的官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官员的书画受到追捧，其实被追捧的往往只是官员手中的权力，一旦官员落马或退位，其画作立即贬值，这也说明了评价标准不够客观。在某些地方，书画甚至变成了官员用来变相收贿的工具。

　　随着收藏热的兴起，拍卖价格逐渐成了比作品更吸引眼球的字眼。那么，书画作品的拍卖价格，是否等同于其艺术价值呢？

　　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标准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当下的书画商业环境中，在资本炒作的商业逻辑中，拍卖价格已经远远不能代表书画作品的水平。

　　例如：王健林炒作的吴冠中，本身并没有笔墨功底，这一点从其书法即可看出。对于中国画来说，不懂笔墨就等于没有最基本的艺术功底，自然也无法完成高水平的画作，其作品仅仅以流滑的线条和色块堆积而成，作品无笔无墨，但是在王健林和郭庆祥的包装下，作品屡屡卖出天价。其背后的商业逻辑是：自己成立拍卖公司，通过炒作，把天价作品自己卖给自己，从而把作品价格抬上去。

　　范曾的作品也是通过炒作跻身拍卖价格排行榜前几名的。其作品充其量是“连环画”的级别。黄宾虹在创作一幅画时，要对画面进行反复积染，创作过程极为繁重，而范曾的创作流程则简单到“倚马可就”的程度：仅是用线条进行勾勒、对色块进行涂抹这两步，笔法简单，画面单薄，非但谈不上艺术，就连技术含量都非常有限。再说他的书法，可以看出，他也在追求“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但是其刻意的顿挫，使笔划臃肿、病态、矫揉造作，如死蛇挂树，毫无美感可言。

　　近期崔如琢的作品也屡屡登上“书画作品拍卖价格排行榜”，但其艺术价格也非常低也是纯粹由资本炒作出来的。

　　要想看明白这些，需要理解书画经济的商业逻辑。书画创作者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知名度，如果不是凭借政治因素或商业因素，很难在成千上万的书画爱好者中脱颖而出。政治因素前文已经述及，那么商业因素是怎样起作用的呢？

　　王健林也好，其他资本大鳄也好，本质上都是商人，商人讲究的是将本逐利。他们包装一个书画家，想要收获的也必然是资本回报。所以，“书画作品拍卖价格排行榜”上榜作品，其背后必然有资本因素。这些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力挺：资本的力量、其作品收藏者、既得利益集团，都会尽其所能地去鼓吹。在他们眼中，这幅画艺术水平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拍卖价格必须涨、不能降。因为那已经不再是一幅画，而是一种品，一大堆钞票。

　　前文提及，黄宾虹作品可称得上是纯艺术类的作品，但是他的作品近期也登上了“书画作品拍卖价格排行榜”，又如何解释呢？

　　黄宾虹晚年物质生活并不丰厚，其作品也不受欢迎。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作品捐给了浙江美术馆，但仍然是备受冷落。直到近几年，这些画作才逐渐走红。这恰恰证明了，黄宾虹的作品并非资本炒作起来的，而是其自身价值的回归。梵高生前也是穷困潦倒，但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艺术才华才得到人们的公认。

　　前文述及，艺术和政治不是一个方向，同样道理，艺术和商业炒作也不是一个方向。王健林等富商自然要选择一个有些名气的画家来包装，但是一旦启动商业运作，那就在商言商了，唯一的指标就是拍卖的价格。而这个因素又是完全可控的，比如，王健林有足够的资本买断吴冠中的绘画作品，他也就获得了对吴作品的定价权，再通过自己的拍卖流程、媒体宣传等，足可以把一个不入流的画匠包装成大师。

　　包装是一门学问，通过对着装、形象、气质进行整体的塑造，就可以把一个普通的老人包装成老中医、气功大师。

　　书画领域的包装同样如此。比如范曾喜欢着传统服装，喜欢背《离骚》，喜欢上电视节目，喜欢发表各种声明，喜欢现场表演。但是真正对传统文化有研究的人，注重的是其对文化内涵的吸收与转化应用，而不是简单背下来。“阅读并背诵全文”的作业，一般只停留在小学语文课本上，这也就表明了，背诵是个低段位的事情。而现场直播绘画，则表明了其绘画流程相对简单，可以挥笔而就，不需要灵感，不需要酝酿，不需要构思，更不需要“五笔七墨”的繁复流程和丰富技法。

　　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因为电视观众是不懂书画的，人们只是看到了一位儒雅的老者在对着亿万观众侃侃而谈，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而且可以提笔做画，显得高深莫测，这个“大师”就是范曾。

　　范曾有个关门弟子，就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在播音主持领域，他是名人，但在书画领域，他是个门外汉。本身就不懂笔墨，又拜了范曾为师，所以其作品更是不入流。但是借助名气，他的书画仍可轻松获得知名度。类似的还是倪萍的绘画，贾平凹、莫言、余秋雨、汪国真的字，本质上都是已有名望的一种变现，根本谈不艺术价值。启功被视为一代书法大家，但是其作品并没有魏晋笔法的精髓，更多的是一种流滑的线条，艺术含量极低，但是当“书法家”的名头和“佛教协会主席”的身份兼于一人之身，他自然就有了极高的知名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名人书画。

　　李可染、李苦禅的艺术水准也差，从笔法上来看，他们完全没有习得齐白石的笔法，用墨也多是一团死墨，在“黑”之外，完全没有黄宾虹的“透”与“亮”。但是因为他们是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还曾师从黄宾虹，所以他们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被誉为“大师”，而这两位“大师”的弟子们，当然也会极力维护其权威，因为自己的师承越权威，对自己越有利。

　　除了跨界的名人，还有一类，本身就活跃在书画领域的名人，比如字帖卖得比较好的田蕴章、田英章兄弟。他们以习练欧阳询作品著称，致力于楷书的推广普及，但是他们都把书法理解为了馆阁体，与其说是写出来的字，不如说是画出来的，每个字都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不偏不倚。但是书法是一种艺术，艺术背离于规则，如果每个字的字形都恒定，那么整体看上去就显得呆板，没有生机，像是印刷体一样无趣。

　　除了纯艺术书画之外，其他的政治书画、行政书画、商业书画、名人书画，其评价标准均不够纯粹。

　　真正的艺术是需要细细品味的，而快餐式的文化注定没有营养。范曾在电视节目上画虎，其本质仅仅是一种速写，但是对于公众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丰子恺也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画家，其成名作就是漫笔和简笔画。这类绘画本身并没有艺术含量，像连环画一样，但是对于初入学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画作了。于是他很快就在青少年群体中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民俗的东西，追求的是一种简单的感官刺激，比如艳丽的花朵，音色单调但却很响亮的锁呐等等。一方面是民众没有足够的艺术修养，另一方面是民俗画追求的仅是就是快餐文化，所以真正高雅的东西在民间是没有市场的。

　　河南省民权县有个“画虎第一村”，全村人普遍以画虎为业，这种画法完全是一种工匠式的复制，和艺术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但是这个产业的存在，正说明了民俗画有着庞大的市场。

　　民众不懂艺术，除了追捧简单直白的绘画作品外，还热衷于追求标新立异，甚至是猎艳猎奇的书画。例如朱建新恶俗的画作、江湖书画家的作品，在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在文化领域每个方面均有建树的通才也有，比如李叔同；仅仅从事绘画但艺术水平极低的画匠也有，比如吴冠中。所以从一个纬度去分类是很难分清楚的。但是一个书画家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大家，是需要机缘的，而分析这背后的机缘，从而判定其艺术水准，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除此之外，抛开知名度、拍卖价格、政治背景，单纯从书画作品本身来看，也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不懂笔墨而从事书画，就没有牢靠的艺术根基，也必然走不远；没有足够的人文素养，则作品必然缺少内涵，如齐白石的作品，虽有一流的笔法，也很难称得上顶级名作。至于致力于“真”、“像”的素描、工笔画，致力于工整、漂亮的馆阁体，致力于便于普及推广的民俗画、连环画，则均是“工”大于“艺”、“匠”大于“才”、“华”大于“实”的作品，是远远称不上艺术作品的。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对任何一个书画创作者，任何一幅书画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也能为书画艺术找出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之不至于迷失在名与利、浮与躁的泥潭中。

　　大愚，号虚空，中国传统笔法、星云图创始人。其用笔如作篆籀，洗练凝重，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是致力于探索与书画有关的笔墨学者，喜明代徐渭之风，研究黄宾虹“五笔七墨”独特画风，探索传统笔墨与宇宙星云的碰撞、开创星云图新领域；其代表作有：18米惊世长卷《新富春山居图》、12平方米巨幅《万壑奇峰图》、传统笔墨《拟黄山汤口》《秋鸿》，创新星云图系列《十方空间》《创世之柱》《迷踪》等。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