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yun App下载 全站Kaiyun App下载 全站苏白（1926－1983)是现当代有着一定艺术影响力的篆刻家，生前为青岛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篆刻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苏白1956年拜师邓散木，其作品大度，强调刀笔意味，具有淳朴刚健、古拙浑厚、气势磅礴的风格。出版有《苏白印蜕》《可染楼印稿》《不三不四楼印集》《鲁迅笔名》等，1983年3月， 在全国首届篆刻征稿评比中，其作品《身无媚骨》获一等奖。今年是苏白先生辞世40周年，由苏白的学生、知名书法篆刻家刘一闻编著的《苏白书信辑存》近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特刊发刘一闻为《苏白书信辑存》所撰的后记文章。

　　十年前，在苏白老师去世三十周年之际，我编集了一本《苏白朱迹》。此后多年 ，我一直还怀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把他给我的书信全部都整理出来，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老师的艺品和人品。

　　面对着老师写给我的这些多达10万字的一摞摞信札，我的心情既沉痛苦涩又充满温馨，往日幕幕瞬间如昨，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我是通过国华舅的介绍得识苏白老师的。最初的那一情形，我在《苏白朱迹》后记“英心不朽—献给恩师苏白（代跋）”中已多有涉及。

　　当时，由于求师心切，我先是给苏老师两次去信，以明示自己当时的渴学心情。未久，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不曾想，在这一封1971年年底寄自青岛的来信中，苏老师居然像一个彼此早已熟悉的同道知己与我促膝而谈。他除了叙述自己过往所见所藏的印学资料，竟然还把箧中幸存珍贵印谱的有限“家底”，毫无保留地晒出，这让我感到意外。尤其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从未谋面的青年人，甚至言明以后可以将这些印谱陆续借给我看，更使我暖意融融。他在信尾还说“以后请你来信不必呼我大人，直呼同志即可，实在你觉得不太好，称先生或老师即行了，好不好？”

　　读完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好久不能平静，从此之后，我的每一次去信，便都以老师相称。也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师生间长达13年的珍贵情谊。

　　此中内容，除了介绍自己年少习印追随蒙师、岛上名家张叔愚先生和后来时而请教的张子石先生（康生少君），说得最多的，是自1957年写信讨教邓散木先生，期间得邓师函授六、七年，直到1963年邓先生去世的学习经历。

　　与此同时，在理论上，老师开始陆续向我灌输印学相关知识。他告知我“篆刻这门艺术不容易学……虽然功在不舍，但与年龄也有关系，功力、年龄及阅历是辩证统一的，偏于一点是不能成功的。”并且告诫我“要多借些印谱、画册和碑帖来看，分析每家的间架结构、朱白横竖的安排布置。光是埋头刻印，刻了几十年还是那样的水平，老是提不高，就成了‘工匠’了。”还说“古今杰构都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修养的，除了勤于实践苦心学习，（还）要时刻善于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提高成条理就是理论。学习不要专学一人一家，基本技巧具备了就要多方面涉猎，以填腹荒。所以书谱上说‘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美不随其’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交往频繁，间尔，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我不时会捎带些上海出品的食物去青岛。想来毕竟老师的身体向来孱弱，再加上师母操持一家养育四个孩子的辛劳，生活本不宽裕。然而老师却说“不要带吃的东西，情谊应在金石篆刻方面加深”。

　　当时我尚在工厂从事三班倒的重体力活，当他知道以后，几次提醒我要注意身体保健，并且对我当时的常胃病和可能引起的原因，附上需要及时治疗的建议和具体措施。

　　当然，老师更关注的，依旧是我的学习现状。他在8月27日的一封来信中说道：“你说秋凉后要看点文学史历史书，是的，你可以找找鲁迅先生写给颜黎民的那封信，是适合青年们学习的。刻印和其他方面知识是一样的，尤其是艺术。艺术本身是反映生活的，而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是时代文化和个人精神方面的表现。（这方面以后可读读先伯献老的‘平乐亭侯印考’论说）况且艺术上的成就是由各方面的学习在内心集结而成的反应。特别是文学艺术这方面的东西要多涉猎些，对刻印很有帮助，如书法知识和实践，这是直接对瑑刻有影响的。”

　　老师的每一次来信，都使我感受此中的温暖。当年10月，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决意去青岛看望倾慕已久的苏白老师。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我下了客轮直奔观海二路，十分急切地找到53号门牌，接着快步登上石阶来到老师那窄小的居室时，老师一家已在屋里等我。此时，我和老师四目相对双手紧握……，许久许久，彼此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自我回沪以后不久，老师又给我来信，除重温这次见面的快意，还有就是评点师兄姜寿民和我捎去那些自刻印作的快意。

　　“你们的习作给了我很大的鼓动，使我在心情上增添了生气，所以我的印也在不断变化。同时我也饱看了先哲和诸师友前辈们的杰作，更主要的是你和寿民、善杰对我的鼓动。我本想洗手不干了，现在居然想多刻些印了，这是不奇怪的。”在具体分析印作的时候，老师还说“艺术作品太率直、坦白赤裸裸的，这易失却韵致，使人无味可寻，更无回味。（在观赏）艺术作品上，往往把一半交给读者，另一半需要（自己）去领悟”。在此，老师总是不断给学生们打气，并试图把此中的道理越讲越深。

　　从这时起，针对我的现状，老师进一步跟我讲述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他说：“……‘博’可以大开眼界，‘专’可以别树一帜自成一家（但自成一家是很不容易的，要有精湛的功力和学习的永恒不退的毅力，态度要虚心善学、取长补短。也就是要继承传统、择善而从，继而发扬光大创出自家风格来）。除了多请教老前辈，还要多看。多看视野拓展，不拘点滴，否则孤陋寡闻。还要勤于实践，实践出真知。”还说：“看书读印谱要善于发现规律。你可以看到汉印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表现在笔体间的‘歪而不歪’（现象），如《师翱楼印存中》有‘冯拓’印就是一例，《鉨印集林》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可细看看。”“如果‘放’得太过了，那就成了‘野’了，太野往往易入歧途。究竟该怎样才算是恰如其分？这的确是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虚心学习慢慢领悟，不虚心就永远学不成东西，即使有‘才分’，也只能圈在小圈子里碌碌一生。”

　　老师在评点《新印谱》涉及到我的简化字印作的运刀之法时说：“……我觉得印章不在于简化字还是篆字。如果你见闻不博实践不多，又无其他方面的修养以及审美高度，即便你用再古老的刀法，再斫剥敲打，一看上去似乎朴茂苍劲，但依然不是充满生机的东西，在神采上更不会古意盎然，是旧瓶装新酒”。

　　他看我像似有点开窍之后，甚至还把印章创作比将京剧艺术的韵律之美。老师写道：“旧京剧中，程砚秋‘锁麟囊’的唱腔气息，可以从舞台上一直传到三楼座位的最末一排。那时并没有扩音器，但是池座前的一、二排听起来并不震耳，这就是功夫和本事。据行家讲，这是丹田之气通过鼻腔和脑腔的共鸣来发声的，所谓近不呱噪远而清亮，整个场子板眼相随柔和动听。”

　　老师的此番话语不啻金科玉律醍醐灌顶，总能在我身处迷茫创作徘徊时，及时地给我指明方向。

　　话说回来。最初我跟苏白老师的接近，其实是瞒着家母的，原因正在于老人家十分在乎苏师的往日经历，她担心老师的“”分子之身，会耽误我日后的前途。故而，后来便生发了佯称家中信箱无锁容易丢失、让老师把信件改寄到我当时单位，以避母亲耳目的权宜之计。

　　不曾料到的是，未久，老师竟然觉察了我的这一隐隐之情。他在1月28日的来信中如此写道：“你的心情和你对母亲孝敬及其中的苦衷，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的。但隔这么远，又见不到你的母亲。通过这件事你应该更加体贴母亲。她的这种深刻的母爱，是希望在你健康成长的过程中，避免不该有的麻烦。她因疼爱你关心你而难以表达出来的心情，当然你比我理解的更深。我也一时无法跟你母亲谈谈的，我想将来总有机会去上海，去看望她老人家的。”

　　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文字。明明是我在耍小伎俩玩小聪明，明明是我对不住老师，反却还要让老师来跟我诠释其中道理，并言促我对母亲多尽孝心。

　　若干时日之后，当自己在业界崭露头角并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晓度之后，面对家母，我决定再番重涉此事真相。当我如实地告知这些成绩的取得，全赖苏师的悉心栽培之恩时，家母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流着热泪对我说：“这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的君子，是我们亏待老师啊”。当时，作为当事人的我，尤其感悟良深，家人们除了对老师的崇高人品操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外，更增添了无限敬意。

　　由于日常繁重体力劳动所致，我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流露出对当时工作一度厌倦的情绪和试图变换岗位的想法。所以，老师在好几次信里，都提到了相关的话题。

　　“关于你现在的工作谈谈我的意见，供你参考。首先把现在担任的工作干好，这样领导上对自己的印象好。再与同志们的团结搞好，关系处理好。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专长爱好搞好，广泛联系艺术界的师友。待自己有了一定成绩，在领导上及同志们之间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再由艺术单位的领导提出来，到那时，你再提出来要求调动就好办些了。否则现在的工作做不好，本单位领导印象不好，同志间关系也不好，加上各方面意见挺大，你想要求调动工作根本办不到。”

　　除了读书创作外，老师对我关心的可说是无微不至，已经完全沁入了我的心脾深处和整个精神世界，让自己在每走一步的时候，都会出现老师的亲切形象，正是老师的不时教诲，才让我能够逐步健康成长起来。只痛惜，多年之后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根本转型，老师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在艺术创作上，老师始终如一地鞭策激励着我，并多番提到邓散木太师的高明。他在4月中旬的一封信中说：“邓先生见闻甚是广博，他的印看起来好像杜撰，其实他是有传统根据的，并且还有自创的。……关键在于自己的锻炼，以实践总结提高，再加上博览和丰富阅历。因此，多橅秦汉印，反复体会此中的气息所在，至为重要。仔细观察历代名家的成功路径，逐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再凭自己的才智，创造出具有个性语言的作品来，这就到了自然之境了，这也是常人所说的水到渠成了。”“……路虽是人走出来的，但首先是个会走路的人。我的意思是，只要方法对头，在艺术上你不必拘谨，要敢于放开和创新路。刚学迈步的儿童叫他去走一条新路显然不可能，但据我观察，你目前的大体条件相对已经具备，更何况还有寡群的禀赋所在，大胆向前走吧！”

　　按照往常的老师写信的习惯，即便再忙，也不至于一年只是两封来信。这个情形的发生，致使我自忖其中原由所在。

　　如前所述，由于当初家母反对之故，我和苏师的通信，其实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处于半地下状态。尤其每逢苏师来信，不是慌里慌张就是藏藏掖掖，唯恐让母亲发现。如此以往，定会有不少信件丢失，这是原因之一。再者，我在这三十多年里，曾经搬过两次家，此中既庞且杂必有丢失。所幸的是，虽说因此有过失缺，但这些信件依然年年相续不曾断篇。

　　在1974年9月29日的一封信上，老师写道：“邓散老在世时，我未能求得一印，先生去世后，铸为我一大遗憾，而今思之真是无可无奈何！……方先生既早已答应我作印，让我欣喜无比，若能如愿，则一生快事也！”在处理这类事上，老师一再关照我“注意不要急于求成，更勿强求，千万别让快乐的事瞬间变成别扭的事。”

　　马王堆汉墓于1972年至1974年先后进行三次挖掘，彼时出土了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軑侯利苍家族墓的相关印章。老师一向关注这些文化信息，故此，当他见到《文物》杂志刊登出这一信息之后，便立即告诉我，并且随信附来了他所勾摹的两方印章，以让我认识新出汉初印章的真实面貌。

　　说起来，当时我在工厂上班时，虽然谈不上有多么进取，但也算不得落后。记得我那年去青岛看望老师时，曾在他面前道出了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想法。老师当时虽不做声，但他的眼神却告诉我是不赞同的。

　　当年年底，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将此事向老师作了报告。老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即刻兴奋地回信给我：“首先让我热烈祝贺你光荣加入共青团，这仅仅是第一步，离的要求距离还很远，希望你不断努力，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会促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

　　由此可见，老师对我的各方面关怀，可以从点点滴滴中看到闪光，这种从心底发出的大爱，真犹如父母一般。

　　也在这一年，老师告诉我，由于心情好，他已装订成带边款的印稿五大本了，每本五十至八十印不等，是历史上刻印最多的一年。不久，他就托人把部分印作集子带来上海，以征求各方意见。次年，老师在回我的信里说：“方先生如看完我的那本印集，能否请他题题字？而后请你再让其他师友多提意见，我找准方向好继续往前。我的印正处于多变时期，也可以说是在十字街头。其实我学什么都没成功，关键缺乏自己的面目。请教行内高手之后，我要总结经验多用用功，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有自己的东西。”

　　这哪像是一个老师在跟自己弟子的师徒间通话？这段文字所透出的语气，分明就像是同道间的平等交流切磋。内中，尤其是通过老师对个己创作的无情剖析，更加折射出他的为人为事的磊落襟怀和明澈之心。

　　1976年五月上旬，我被商借到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我暗自在想，这样的话，在专业话题上，我可以跟老师挨得更近了。

　　至当年下半年，老师的身体开始出现了时好时差的不稳定迹象，但还是不忘时时关心我的生活。“……原想给你捎点吃的东西，青岛一地无非是啤酒有点名且众人多喜欢，带少了不够意思，但多了又怕太重太麻烦人，看来只得打消这个念头了，请你谅解。”

　　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20日，老师开始不再称我“一闻同志”而直呼“一闻老棣”，使我倍觉亲切。顺便说一句的是，我的“一闻”之更名，是在一年前由献公的挚友，中山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为我所起，这个名字从1975年初冬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

　　还有件事值得一说。当年10月间，身居广州的马国权先生正在编写《印人传》，他通过钱君匋先生欲向苏师约稿。老师在得知这一信息后与我说：“我仅仅是个刻印的，岂可入《印人传》呢？传者，传也，我的印岂能值得传之人世呢？那会贻笑印坛时贤的。”

　　其实，以老师的当时创作水准和在山东一地的广泛影响论之，能入编《印人传》本无可非厚。在这个直关声誉、众人争先恐后唯独自己落下的事实真相面前，体现在老师身上的泰然若素的谦谦君子之风，的确让人肃然起敬。

　　76年年底我成婚了，老师除了祝贺，同时还给内子士泓写了一封信：“你们成家之后，一定要更加孝顺母亲。人一旦结婚成家，既是自己的亲人，又都是革命同志，所以要更亲密的团结。……一闻的为人正直和待人接物我是了解的，我尤其看重他一贯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这在当今青年人当中并不多见。我深信他的这些长处会继续保持下去的，但同时也要克服个性过强的缺点。”这些犹如自家长辈的谆谆之言，真可说是让人受用一生。

　　比起往常，老师的身体似乎好些，精神上也较前乐观。他在3月初的一封来信上说，想要做点印章的分析工作，并且打算从源流上分开写，然后再具体联系和展开作者和作品的话题。还说道：“印章一门，想想自己已经爱好大半辈子了，有此片刻余暇留点东西下来，也算是不辜负此生了。”

　　5月前，我和士泓一起坐船去青岛探望久别的老师和师母，一共呆了5天。回到上海不到一周，便接到了老师的来信：“……你俩回沪那天，师母在即将开船时流泪了，一路念叨你们来的时间太短促了。青岛的不少海鲜都由外贸掌握，需要托人才能买到。请人买的大对虾，是你们走的当天下午才匆匆送到的，真是前脚落后脚，那时你俩已在船上了。更让师母不好过的是，上海人喜欢的核桃、小枣东西太少，花生就两斤。”老师甚至还说：“让我难过的是（这次）我们没能一块出去玩玩，这可能因为你俩担心我身体不好怕我累着。另一方面还是考虑我的经济不富裕怕我花钱吧？我想着两方面原因都会有的。”事后我了解到，老师为接待我们的到来，还真的向别人借了钱。之后，每当我想起那次令人难忘且充满家庭氛围的欢愉之旅，心里总不由得阵阵抽紧，并老是轻松不起来。

　　也就在青岛那有限的几天时间里，老师还召集笔会，着意安排书画家为我俩写字画画。此间，有幸先后结识了张朋、孙国枫、梁天柱、冯凭、宋新涛和蔡省庐等岛上名家，真可谓既长了见识，又开了眼界。此中，特别是五十岁前为医、五十岁后学画而终成一代大家的梁天柱先生，由于意趣相近性情相投，日后一直都保持着长久且频繁的交谊，甚至是粱家后人。

　　老师生来就是一个古道热肠、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兴许也就是从那段时间起，经由老师介绍来沪的各路友人几乎不断。但凡这一切，说到底，都是老师在倾心倾力地为别人谋事办事，譬如为张叔愚先生购买家用电表，为蔡省庐先生办书法班搜集资料，为王銓吾先生之子来沪看病联系和医生，以及为友人托买印泥购置文房用品等。不仅如此，老师还始终热心为同道推荐两地书画家甚至代求作品。尤其是在得识往来青岛上海的客轮工作人员之后，此间各类物什的捎来带去，几乎成了常态。那些年，老师宁可自己多添麻烦，也总在想方设法为大伙增加快乐，并把此举当成是自己创作后的休顿和精神犒劳，故而常常乐此不疲。

　　老师唯一为自己所做的，那就是让我留意及时购买跟专业有关的最新出版物，关注并用心搜求各类古今印谱和印艺信息。

　　大约也在那几年，老师开始不时地为沪上诸师友刻制印章，如今想来，潘学固、单晓天、赵冷月、任政、周慧珺、张森、颜梅华、童衍方、张迪平、吴建贤、方传鑫、徐志伟、黄焕忠及吴友琳、李亚辉、陈新沪等一大些同道，都拥有老师的印章之作，甚至连我的发小如李林广和贺庚渝也都沾了光。

　　当年深秋，老师告知我他的印谱已在广交会订货，数量三十套，一套四本约200页，定价30元，此中扣除管理费净得16元一套，因此要我急速为他准备相关材料。 听了这个消息我也异常兴奋，心想这次老师可以开始打翻身仗了。之后，我便开始张罗购买印泥、筹措纸张，并着手托人刻制印框以待制作印笺。此时虽说很是忙碌，但也乐在其中。

　　老师分别在11月16日、25日和12月1日的来信中说：“如果明年春交会再定一批货，我的近年经济便可宽裕些了，也可到上海看看众师友了。”“近年来我在青五家之口生活拮据，自己长期在家养病以及（二女）海娣下乡，加上孩子们花费也不少，因此连年来借太多，目前还欠债三百多元。在热心朋友的怂恿之下，我不得已将自己的部分印拓交外贸公司出售。幸而今年广交会日本订我三十套印谱，如能年底交出则可稍见缓和。如果明年能再交出一批印谱，就能换回四百五十元钱，这样我在经济上基本可翻身了（但愿如此）。……目前我正在准备明春交易会样本，除了仿古一百印，另拓一部《鲁迅笔名印谱》全本，还是用毛太纸，既经济效果也说得过。外国人特别在乎装帧，做的大方整洁大家都喜欢。”告知“近日，我即著手忙于钤拓之事，如能早日完成，取回钱之后必当及时归还，再次感谢你们的鼎力相助。”

　　这是几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内心告白。彼时彼地，老师的创作动因，除了在艺术上不懈追求以图精神寄托病体宽慰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也是勉力为了抚养家小以求生活安和，即便如此，也时常捉襟见肘般地让人酸楚不已。

　　在年初的信里，老师告诉我“家中都好，今天都去上班了。我的身体渐渐似好，待暖和了希望能够稳定下来。我三月份可能办病退顶替，那时就自由了，到时我争取来趟上海多住几天，会晤渴望已久的师友，这个愿望因循迄今一直挂在心中。”

　　老师在信中还提到“我的那本大印集，上海师友不知都看了吗？我的本意是，想求单先生方先生和其他老先生看看，给予具体指导，并能写点序跋类的文字。”

　　记得当时，上海文汇报在春节时刊登了我的那方‘梅破知春近’白文大印，不料老师在青岛也看到了。他马上来信说：“你的近作‘梅破知春近’，我和（张）铁英师都异常喜欢，诚如你所说的只能有一方来不了第二方。艺术就是这么回事，所谓佳境是很难重复的。”他接着说“我看了你的印作很高兴的，觉得的确有大家气势，难得的是并有韵味，十分耐看。我的印还是俗的，而且越来越俗了，这也是很苦恼的，想不俗也是很难的事，待忙完这阵子好好看点东西，医俗的唯一办法就是面对古人追步前贤，不断增加书本知识。”

　　老师的这些推心置腹视如己出的话语委实令我赧颜，我自然知道，是他在不断激励我步步向前，让我略感心安的是，看来我的路走到今天并没有走向岔道。是啊，老师所说的面对古人、继续读书，对我这样一个见识狭窄读书有限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人生的第一要务。

　　那年4月下旬，我偶然见到有一方印刷在宣传单片上的 “上海博物馆藏品选刊印”不妥，便写信给当时的‘上博’提出意见，一一指出此印章在用篆上的问题。老师在接到我的去信以后，不久就回了长长一封信。他一方面提醒我在措辞上要恰当，另外针对具体用字的详细出处，说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通过这件事，使我更是认识了老师在关涉学术方面的苛求态度和严谨程度。

　　5月底，老师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复职请求已经得到市里批准，而且正在办理关系手续。还说复职等于重就业，是幸得省市领导亲自过问，并指示有关部门督办此事，才有此结果。

　　能够进入专业机构一心一意地从事艺术创作，这对任何从业者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对像老师这样经历的坎坷人生来讲，更是毕生难求。正是由于这个日盼希望已见曙光的原因，老师的精神和体力都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在7月2日的信中，老师兴冲冲地多我说：“我近好放心。昨天随市博物馆上了一趟崂山，这是我三十年来的夙愿，整整玩了一天。从崂山下宫庙，从南九水到北九水，登山游了‘潮音瀑’，喝了一路矿泉水，还采了些果子吃了。看来我的身体还算可以的，请释念。”但据我观察，老师的工作调动客观上进展缓慢，未必像他想象之中的那样笃定乐观。

　　此间，老师又一次谈到了印章创作的话题：“……我近所作自视有些趋俗，乏典雅之趣，这大概是多投众人所好以致如此状态。……我很明白，眼下必须要打掉旧框框另辟新路才能免俗，不然，再这么刻下去是很难摆脱旧习的。可能我的性格导致在思维上旧框框太多，这也许是难于走出来的根本原因吧！每个人的创作都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然而因人而异，能够走到极致的，毕竟是难之又难的。从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看，真正能够做到艺术气质表现的人群只是个别的，古今中外都一样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艺术个性。因此不讲天才是错误的，单讲天才也是不对的，只有主客观相应相吻，才会产生积极意义啊！”

　　事实上，老师的勤于创作和刻苦为学的现状始终都未曾消停过。8月初，他开始着手写作一些考释古玺印的文字，起因是他看到了“上海博物馆藏印”中的部分作品之后所引起的思索，同时也说到黄宾虹先生的部分藏印不少就比陈簠斋所藏精绝。“你的《鉨印集林》暂放我处吧，遗憾的是第二集找不回来了，我目前太有用了。考释古鉩文字太难了，一是上下文不联属，二是只有二三字或四五字，且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六国文字’诡变太大，有时莫名其妙。”

　　实际上，在结合自己的印风变化上，老师一直也在寻求各种可尝试途径，其中包括钤印方式和刻印方法及其刻印工具的改变。明眼人当然是能够窥清苏师这几年由变迁之迹所致的风格建立之态的。另者，就具体技法而言，往日邓散木先生的小心雕琢与当下苏师大刀阔斧式的运刀方式，想来应是大相庭径的。正是从这一点看，邓、苏之作的成熟艺术特质，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继承和发展的生动范例。这个现象，再次证明了苏师在这一时段中有效的实验价值所在。

　　不久，老师又来信——“你寄来的几方印，我喜欢‘严以律己’大印及‘雨绿’、‘江南朱老’、‘胡考印信’、‘福山苏白’以及‘海曲刘一闻印信’、‘刘一闻章’，尤其是钱老的那方秦半通印‘午斋’，我简直喜欢极了，这说明你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未了，老师继续督促我要“希望你进一步读书写字，多看一些古代作品，特别是秦汉魏晋的鑿印之作，另外汉铜器、古钱币文字和各家藏砖藏匋，对你也会有帮助。”

　　诚然，面对老师这番称赞，我更要时刻警觉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兢兢业业不忘努力学习，更不敢懈怠意志。 ，

　　11月28日，老师来信告诉我“我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于希宁先生在青岛已经两三个月了，看到我的印谱大加赞赏，当众称誉我为本省有成就的篆刻家，并与省负责同志打招呼，可能把我另行安排到青岛工艺美术研究所或者是博物馆工作，现正在进行中，一旦定下，我会及时告诉你。”

　　因为一贯热心，12月底，由老师出面，代表青岛市博物馆向上海书画界代订作品，而事实是，正因为当时每位书画名家情况的各各不同，到头来最后结账时，最终还是弄得双方都吃力不讨好。

　　不出两年，孰料类似的一幕再度发生。当时，老师介绍两位号称岛上“金山斋”书画社的业务人员来沪，与我当面接洽如何约订和购买上海书画作品的事，进而打算登门拜访诸位名家。看来老师当初并不了解来者的底细，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老师一生心地善良，总是会为他人操心着想。他的那种从不戒备任何人的真率性格，不知让自己受了多少委屈。

　　开年后，老师心情舒畅地告诉我，前不久，海娣被招工回青岛上班了，并且告知“我已到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两周了，和之琦（即石可）兄及寿民在一起专搞篆刻……近来，我在所里整理自己写的古鉨考证这些东西，虽不忙但要坐班，每天八小时下来，我试着还可以的，并不觉很累。我现在还是补差性质，以后可以办个复职。研究所虽说不大，我有了这个落脚的地方，以后参观学习都很方便了，因此我还是去的好。”

　　同一年夏天，老师代表有关方面邀请关良教授来青岛避暑。自己则忙于明年山东省到日本展览工艺品的工作，准备三百部印谱出国。

　　可能因为过于忙碌的原因，老师的身体又显出不稳定状态，他在10月6日的信中作如是说——“我近日甚少出门，因走路时间稍长，就喘不上气来，时而胸闷，所以不敢外出。”

　　老师在11月25日来信时告诉我，这次关良先生一家三人来青岛，住在八大关一幢小洋楼里，一共住了18天，并且安排去了黄岛、上一次崂山。此间市里请了一次客，老师“作为主要陪同一直坐在关老身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新年伊始，他就急不可待地地告诉我“孩子们在单位都评上先进”的喜人消息，看来，孩辈们的健康成长，正是他兴奋无比的触动点呢。同时，老师也给我讲述了此次到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师大讲课，受到广大师生热烈欢迎的盛况。回来后虽觉体力有限，却又马不停蹄地给山东书协写作“篆刻的章法和刀法”一文，老师果然是个闲不住的人啊。

　　当年3月28日，老师来信说自己近况不佳，已由大夫确准为慢性冠心供血不足，已全休在家，但每日还是去所里看看有无报纸信件，晚间还担任一个业余美校每周两节的篆刻课。这证明他的身体尚无大碍，让我不必担心。

　　4月5日老师来信：“此次赴济南参加山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大会，荣幸被选为常务理事。……当晚省长请我和石（可）兄作客。次日局长又在请客之际，我突然发病当场休克。休息一晚之后，省里即派人护送回青，现已住院疗治。” 此趟外出，好一次有惊无险！28日继而又接老师的信“我已收到你的信了，现仍住在里，看来一两个月出不去了。但我的病渐见痊愈，请释念。……昨天，友人帮我买到了谢稚柳先生所著的《鉴余杂稿》，初初一读便受教益，且不说文笔独到遣词优美，文中所涉皆可以博大精深四字概之，这可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啊 ！”

　　那年春夏间，老师的身体大体康复，便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一次半个来月的毕生之旅。其路线大致是先至福州石雕厂，再过杭州西泠印社，然后抵达上海与众师友欢聚，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愿望。

　　在老师回青之后不久，就写信给我和士泓：“此次南行出差我俩如此麻烦你们及全家，还有众多朋友。特别是一闻，为我们陪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钱，这一切的一切我都铭刻在心里……。上海师友如此盛情厚意地接待我们，足见你俩平时的真诚为人，和一闻目前在上海艺术圈子里的影响和普遍认同，否则一个普通工人，哪有如此能耐可以一下齐聚这么多的朋友？与人交往，就是以心换心待人以诚，这样才能换取人家的信赖，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那次聚会，我还特意安排了潘学固先生和方去疾先生参加。特别是去疾先生，尽管早在文革之前，老师就与他鱼雁往还，然终未曽一面，至文革时，更是无缘相见。正因为此，发生在上世纪之初的方、苏之晤，无疑就是现代篆刻史上的一段佳线封信。

　　也在开年不几天，据老师表述，计划刻制一些“不”字打头组印，如“不自弃”“不沽名”。另外还刻“聊斋”故事印，并说已刻一百方。此外还有崂山主题作品，已刻了四十几印。由此看，老师的创作量的确是惊人的。他在信中也建议我挤些时间多刻些印，最好是成套的，这样可以锻炼和考验自己的综合创作能力。

　　同时，老师仍念念不忘购入各类书刊，只要说到这个话题 ，他便像着魔似地来了劲头。在1月7日早上写就的来信中，老师便急不可待地显露出已经购得书画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和预订去疾先生新著《明清篆刻流派印谱》的喜悦心情。

　　不到一周，老师来信讲：“近日我的身体很差，有时血压很高，心绞痛也频繁，只能吃药休息自己调养。……但我的精神尚好，这是因为政治、精神上的负担减轻了很多，加上工作单位比较理想，所以我觉得松快。如身体稍好，我将赴京去邓师家整理他的遗作，还想写一本研究的东西，时间不妨半年左右。”

　　岂料刚过半月，老师的身体就出现了渐显衰弱的迹象。他在1月26日的信上说：“我现在除了印谱愿意看，对其他的书画等均不感兴趣，这大概是患病者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而引起的内心烦躁的反应吧？我已好久没刻印了。”尽管这样，老师还是没忘记已经答应山东艺术学院的讲课一事。还说道：“诚如你来信所讲，中国书画本来是同源的，书法又是绘画和篆刻的支点，如果对书法的认识有限，那对其他传统艺术门类的理解就必然不会深刻。关于这一点，尤其需要对青年作者多加灌输。四月份如果我去‘山艺’，一定会反复阐述这一观点。”

　　这样的长信老师许久未写了。在那封信中，老师又一次谈到了我的印章创作。他说：“你的印还未被人重视，是因为‘识货’的人太少了，他们本人的水平就有限。当然这不是说你的创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但我认为是具有个性的艺术品，不是像那些趋奉时贤明流的印人讨好外行人所称道的，当然更不是东北程与天之流的新流派。你的印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应该在书法上再狠下点功夫，到那时再出来的作品，肯定比现在的要好。正如你同时读画渐渐能够读懂的道理一样，这是缺一不可的。”并且说“你的同辈印人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但在总体风格上审美不当，往往会出现偏执或者说是过野的现象，所以说创作上的这个尺度的确Kaiyun 开云难于把握。”还说“……如果你能从一家篆书书写习惯中跳出来，那对你将来的发展将会发生不可估量的飞跃。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古往今来的大师们，每跨一小步都不知花费多少心血和努力，但愿你能理解我的话。”

　　“我出国的事，日本已来函邀请我去了，现在已办出国护照。支部书记通知我，在未得到有关部门正式通知之前，反复叮嘱我要绝对保密，故只有你师母一人知道此事。研究所只有三个支委知道，其他人一概不知。……我出去的事任何人不要讲，否则在未批准之前，也许会有人发坏。”

　　这是老师2月14日写给我的信。但我感觉，老师所说出国展事，从此以后再没有提起过。

　　话说当时，因公出国无疑是一件人皆向往的事，当然也是令人敏感之事，更何况，这在政治上被看作是一种等级待遇。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够到异国办展者可谓凤毛麟角，故尔羡慕嫉妒恨的小人并不在少数。此事的流产，莫非真会有人使坏作怪不成？

　　7月28日，老师来信告诉我仍在家休养，并感行动困难，但一时还算稳定。在信末还附了一句“我及你师母的工资均上提一级，特此告知。”

　　在老师的性格深处，有种一诺千金的君子之风，尤其是在答应了任何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兑现自己的所有承诺。

　　看来，一时老师自己感到身体无大问题，因此决定去济南山东艺术学院，应邀作长达廿多天的专题讲座。老师是11月27日出发的，次月21日回青。他在12月23日的来信中述道：“这次赴济讲学，两院领导及附近几个县的同好都来听讲，每天教授们请客吃饭，二十多天我只用了三斤粮票。大家抢着复印我的印集，每本两元每人一册，七八十本一抢而空，可见我还能吓唬住一般人的。在德州我还游了苏禄王墓，人家竟把我当外宾接待，足见地方之土了。”还说：“如果明年身体好些，将作西安一游，然后登泰山去曲阜，反正来日苦不多了。喜欢了一辈子，眼下一点东西不看，见上帝也不好交代。现在看来在外二十多天，我的身体还算可以。”

　　这年3月，老师又赴济南参加省书协常务理事会。两天完会，又出席晋、冀、鲁、豫四省联展在山东的开幕式，继而又旁听了四省理论研讨会。结束后，与同道友人一起登泰山，但因病只到泰山中天门住了一宿。次日步行去看了经石玉峪，旋又去曲阜，游览孔林孔庙孔府。“我在孔府见到你家献老为孔德成书篆联一幅，那时不过中年之岁，却已老道天成。”

　　本月20日，老师又在长篇来信中说：“当前印章欣赏水准的低下令人担忧，从全国发表的印章作品看，可以看出读者和编辑的水平来了，特别是有关印章美学方面的见得高度的文章实在是太少了。……我希望你能从这方面下点功夫，一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艺术实践中也能在提高一步，二来对同道也是个启发帮助。老先生们要留给人们的东西太多，但往往止于口述，所以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完整书论。再者，不少有成就的篆刻家虽言传身教，但在表述上往往缺少系统性和连贯性。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实践者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此间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最后还说：“凡是成名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有独特风格的大家就有片面性，人们只所以喜欢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创见，就是偏爱他的这些所谓片面性的东西，但一旦上手了，大抵只学点皮毛而已，因此还是该从根本上去寻找。然而一般学步者往往喜欢求捷径，而不肯下功夫寻根求源。这是我近几年悟出的道理，说来简单，实践可难，你说是吧？”

　　这是一番太难得的专业话语，尤其对于在实践中已有心得但仍不明前路的爱好者们来说，恰恰是指南金针。

　　到五月份，老师又住院了。“冠心病怕累怕生气，但我为人生性太耿直，又愿意多管闲事，所以病好的慢些。幸而我生活起居有序尚能自己掌握规律，能按时吃药，并且你师母对我照顾周到，所以虽有时病，但恢复得也比较理想，请你不必过于担心。”这封5月19日来信的具款是“英心病中”。

　　当年7月间，老师不顾身体的虚弱，与沙曼翁先生一起，被邀至河南安阳为当地篆刻研究会讲课。看来这是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次步出远门。据回忆，主持那次学习班的，当时正是张海先生和李刚田兄。

　　他在1月份的简短来信中，非但不忘为友人的事操心，还一个劲儿地促我购买《书法研究》第二期和《朵云》杂志第三期。他在短笺上告知我“手抖得很几不成书”。从歪歪斜斜的笔迹看，确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征兆。

　　2月下旬，当我得知老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所举办的“首次全国篆刻评比”中荣获一等奖的喜讯后，当即就把《新民晚报》所刊信息寄到青岛。老师在数日后的回信中平静地说：“此次能获一等奖，全赖师友们的奖掖……作为自己来说更当努力。”

　　4月9日，老师来信说自己“今日钡餐透视，仍是粘膜脱垂及胃窦炎”，并说“食品糕点万勿捎来，我已吃腻”。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不忘“《西泠艺丛》有散老印迹，请务必设法购一本为要。”

　　至20日，老师继续来信——“我的工资又调了一级，基本工资是93元，连同其他加在一起，每月拿一百多元，再加上点稿费很不错了。所以你不必挂念我的生活，今后千万别再捎带任何东西给我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们好好保健自己身体，还是陆放翁两句诗说得对，‘遇事始知闻道晚，抱疴方悔养身疏’。”莫非，这就是老师想要交代的临终之言吗？

　　自4月28日老师落款为“英心于病床上” 的来信之后，此后将近一个月，再也没能见着老师的片言只语。直至5月26日当天，我终于得到了不敢多想却时在意料之中的来自青岛方面的不幸消息，顿时泪如雨下……。

　　转眼间，尽管从认识老师起，此段历史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每当我想起老师生前的这一幕幕，此中的深深苦痛，竟怎么也不会淡去。

　　在2013年所编《苏白朱迹》的后记中，我曾经将与老师交往的诸多内容作过具体交代，本不想在此文中再作重复描述。然而，每当我忆起往日情愫，假使要让我试图着意避开这些直炙五内的真切岁月时，老实讲，在文字上修Kaiyun 开云饰上，我委实缺少这个本领。

　　我当然承认，在跟随老师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印章具体创作形态上，我并未作模式传承，但是，在完整审美理念和由此生发的系统认识上，恩师就是一座永放光辉的灯塔，永远照亮我不断地匍匐向前。

　　老师生前曽刻过一方“一尘不染”的印章，让人们记忆犹新。此刻我想，这难道不正是他的心灵写照么。

　　延伸阅读｜“一尘不染”——纪念苏白先生逝世40周年暨艺术回顾学术研讨会2023年6月8日下午，“一尘不染--纪念苏白先生逝世40周年暨艺术回顾学术研讨会”在青岛画院美术馆举行。此次活动是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开启为青岛书坛做出重要贡献的老艺术家学术成果研究和艺术档案梳理的序幕。活动由青岛市文联主办，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青岛画院承办。青岛市书法家协会为纪念苏白先生逝世40周年特意制作了生平短片。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等艺术家向研讨会发来视频。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顾亚龙，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刘一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画院研究员崔志强，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副主任郑培亮，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姜寿田，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靳永等从全国各地来青出席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青岛嘉宾有苏白先生夫人孙蕴才及家人，青岛市文联组书记、副主席、一级巡视员魏胜吉，青岛市文联组成员、副主席粟云海等。